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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醒来，已是中平四年的五月初五。区星今天最要紧的事，就是过端午。
过端午，是区家冲精神文化建设工作计划里既定的事项，非常重要。按p社的逻辑，可以有效提高全族的凝聚力。
汉末三国时期，是端午节传统民俗演化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端午节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逐渐由大凶大恶之日开始向良辰佳节过渡。
到了农历五月，白昼越来越长，黑夜越来越短，温度逐渐升高。又因为降雨增多，天气越发潮湿。
湿热交加，于是乎毒虫繁殖、病菌滋生，人们感染生病的概率大幅上升。这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卫生水平不发达的年代，是极其凶险乃至致命的。
曹阿瞒的夫人卞氏，儿子曹丕、曹冲，均死于五月。
生活条件相对优渥的贵人们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生存情况可想而知。于是乎，五月就被先人们认为是阴阳相争的死生之月，极其凶恶。
而五月初五，更是凶恶之月里最穷凶极恶的一天。
也正因此，早期的端午民俗，有不少都邪门的很。
这些邪门民俗中，最为恐怖的，莫过于杀婴、弃婴了。
五月初五，生子不详，是从战国直到汉末三国时期都存续的社会文化禁忌。
这一点，东汉思想家王充就有记载，其著作《论衡》曾云：“五月子杀父与母。”
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应劭，也曾在其著作《风俗通义》中写道：“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
恐惧之下，杀害、遗弃五月初五出生的婴儿成为了一种普遍发生的恐怖民俗。
如果有婴儿能在五月初五诞生而侥幸逃过一劫，甚至能成为登上史册的重大新闻。例如战国时的孟尝君田文，还有东汉时的重臣胡广。
《史记·孟尝君列传》曾载，孟尝君田文生于五月初五，其父田婴认为：“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命令田文之母将他遗弃。
《世说新语》载有胡广轶事，曰：“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之瓮中，投于江。胡公闻瓮中有儿啼，取之，养为己子，遂登三司。”
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恐惧。为了对抗这穷凶极恶的一天，先人们很是想了些法子。就比如，把恶吃掉。
南朝宋时史学家裴骃在《史记·孝武本纪》中注有：“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为枭羹，以赐百官。以恶鸟，故食之。”
枭为枭形目禽类的统称，也就是猫头鹰。古时认为枭是食母的恶鸟，故而食之，以绝其种类。
官员长吏在五月初五食枭，除了惩恶扬善的标榜之外，也有以枭为祭品、赎罪祈福、驱凶攘邪的意思——食母的恶鸟被我吃掉了，我牧守的地方，五月子就不会再妨害父母啦。
以魔法打败魔法，用迷信对抗迷信，总比向凶恶投降要好。
官吏食枭羹，人民群众也有自己的抵抗之道——以朱索、桃印和艾草装饰门户，在手臂上系五彩丝。
《后汉书·礼仪志》载曰：“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
说的是五月初，万物开始生长，但阴气犹盛，为了阻止阴气碍事，(因此需要想办法将其镇压）。方法是用红色绳子连着各种荤菜（指葱、姜、蒜等气味较重的食物）和器皿，用五种颜色的墨水在长六寸，宽三寸的桃木印上写上咒文，然后将它们悬挂在门上，(就可以助长阳气，镇煞阴邪）。
南北朝时梁宗懔编撰的《荆楚岁时记》则记载：“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于户上，以禳毒气。”
也就是将采来的艾草扎成人形，挂在门户之上，这是利用艾草的“纯阳之䗼”镇煞阴气，驱鬼禳毒。
事实上，艾草的特殊香气可以驱赶蚊虫。而蚊虫少了，由它们传播的病菌也就少了。这样做，确实有用。
五月初五，家中门户悬挂朱索、桃印和艾草驱凶辟邪，那在外奔波的旅人又该怎么办呢？
方法是在手臂上系五彩丝。
《风俗通义》云：“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
应劭还对五彩丝进行了详细记载：“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
在家有固定的法器(朱索、桃印和艾草)，在外有随身的护身符(五彩丝)，为了对抗凶恶，先人们武装到了牙齿。
然后，事物是变化发展的。到了汉末三国时期，端午的民俗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化。
东汉末年，密集发生的天灾**，使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心灵体验受到空前震撼，社会文化产生了剧烈的转变。
这种文化转变，在精英阶层表现为玄学兴起，热衷于谈论“空”、“无”等终极䗼、本源䗼的玄学命题，最终催生演变成了所谓的魏晋风骨。
在民众阶层，则表现为视人生为苦旅，认为祭拜鬼神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不如及时行乐、游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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