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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霸三国，开局先偷孙吴的家第五章暗地打压世家摊丁入亩在减轻黔首百姓负担的同时，可以削弱诸多的地方豪强。取消人头税，对于地方豪强就是釜底抽薪，瓦解了地方豪强对人口的掌控。
垄断能够赚取超额的利润，豪强独霸一方说穿了就是对区域各种资源的垄断。地方豪强自身的实力被削弱，无法与官府进行正面对抗之后，接下来，一定会谋求地方胥吏密切勾结，继续借助官府的势力，保持对地方资源的掌控。
地主豪强掌握经济资源，胥吏掌握官府权力，是地方上最有权势的两个团体，这两者天然有着进行勾结和交易的倾向。想要完全杜绝二者之间的勾结，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很多方面需要豪强与官吏的密切合作，丁宽也不可能要求地方官员胥吏，对地方豪强成天扳着死人面孔。
只不过，这种勾结的过程，强弱之势会更加的倾斜，地方豪强在实力被削弱之后，已经没有了与官府抗衡的能力，只能逐渐沦为官府的附庸。
只要再对这些地方豪强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削弱他们与官府对抗的意志，这些豪强就会逐步转化成官府的延伸势力乡绅。
如果用丁宽穿越前的视角，乡绅阶层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残余，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丁宽现在已经穿越到了两千年前的汉代，能够把难以管理的豪强，转化为听话顺从的乡绅，已经是很巨大的进步。
乡绅垄断经济，赚多少钱，丁宽并不太在意。只要这些人，对上能够顺从官府的领导，对下能够剥削的不是太残酷，就能够稳定整个社会结构。
丁宽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能让这些豪强地主转化出来的乡绅，剥削的过于残酷，把黔首百姓逼上绝路，也就是激起民变。
不过经济上的剥削，残酷程度还是可控的，只要管住官府的胥吏，不让官府之力成为这些乡绅的压榨工具，就不会使得底层社会的矛盾过于激化。
丁宽从掌握青州之时，就开始不断整顿吏治，其后又成立专门的监察司，诸州联盟成立后，也一直在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就是要避免公权被滥用。
在理顺底层秩序同时，丁宽自然也要重新理顺帝国的核心管理层。丁宽要建立新的帝国，但帝国的核心管理层，依然离不开功勋贵族和士人集团。
功勋贵族不用多说，随着新的丁氏王朝的建立，原本围绕在刘家皇族身边的汉室勋贵，自然会被丁氏王朝的新勋贵所取代。
而且丁宽本身是开国君主，威望够大，足以压服手下的勋贵阶层，即使手下的将领中，刘备、孙策这些人都是野心勃勃之辈，但有丁宽镇着，不怕他们翻出什么浪来。
最麻烦的其实就是士人集团，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世家，需要一点点的进行分化瓦解。
这些世家，依赖所谓家学，在儒家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门生、故吏、姻亲编织了巨大的关系网，在中枢垄断了诸多的官位，在地方其实就是那种霸一郡的地方豪强。
其中最顶级的几个世家，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连续几代有人出任三公高位，是汉代士人集团的内部竞争胜出者。如果仅仅是几个顶级世家，丁宽要对他们进行清洗，问题并不大。
汝南袁氏出了袁术、袁绍两个野心勃勃的兄弟，是汉末乱世最大的搅屎棍，依靠家族名声，搅风搅雨。不过，这两兄弟才具不足，在诸侯争霸中落败之后，汝南袁氏受到大规模清洗，不会有任何人出来说情。
弘农杨氏是关西士族的代表，只是弘农杨氏没有袁氏那么大的野心，把家族的未来都押注在了汉廷的身上，随着汉廷的灭亡，杨家的影响力势必也会大幅的衰落。
这些顶级的世家，虽然表面上是世家的代表，但也只是代表而已，他们被清除了，还会有别的世家重新顶上来。真正难以处理的，反而是那些世代两千石的次一级世家。
虽然名面上，这些次一级世家没有袁家、杨家势大，但其实这些次一级的世家，才是汉代世家的真正骨干所在，不仅把控了州郡的势力，而且有着深厚的根基。
典型的代表，如徐州的下邳陈氏、安陆黄氏、吴郡陆氏、太原王氏、太原郭氏、陇西李氏。随便数数，这种次一级的世家就有十家之多。
这些次一级的世家，表面上对统治者及其顺从，并没有去抢夺皇室的权力，只是要保持家族的传承，甚至愿意表现出忠心，作为皇族统治国家的工具和打手。但暗地里却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守望相助，利益交换，把持帝国的中层权力。
最麻烦的是，这些世家并非是几家几姓的小团体封闭联盟，而是不断新陈代谢，能够容纳吸收新团体进入的松散体系，即使其中一些家族衰落失势，又会有新的家族补充上来。
中国的士族门阀政治，起源于东汉，兴盛于魏晋，一直延续到唐朝，直到宋代才逐渐消散。晋代的顶级世家王家、谢家、唐代的五姓七望，在汉末还都不算特别突出的顶级世家，但依靠祖上的余荫，在后续的数百年里陆续发迹。
到了宋代之后，虽然畸形垄断的门阀形式消失了，但世家却并没有消失，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複杂化，这些世家再不能进行全方位的垄断，却仍然在保持着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只是对权力和利益的把持更加隐蔽了而已。
即使是元代、清朝这样异族统治的朝代，汉人沦为了二等种族，这些世家仍然保持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哪怕是到了现代社会，“世家子弟”这个词仍然没有真正的消失，只不过是不再那么高调，远离了大众的视线而已。
这种家族传承的方式，不止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球仍然无处不在，欧美的蓝血贵族、日本的华族，依然都在低调的活跃着，而且社会结构越是複杂，这种家族传承的优势反而越是突出。
世家的存在，有着极为根深蒂固的底层逻辑。人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成年之后所能取得的成绩，与成年之前所获得的教育水平息息相关，甚至成正比。
但成年之前能够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恰恰不决定于人的自身能力，而是决定于他的家庭出身背景。寒门难出贵子，其根源就是，寒门子弟在成年之前，没有条件接受精英教育。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普及度逐渐提高，很多有天赋的人，可能凭借机缘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但这些仅仅是个例，更普遍的情况是，具有更好家庭出身的人，凭借良好的教育条件，更容易在同龄人中占据优势。
在汉末这种经济仍然不够发达的阶段，教育资源更是被统治阶层占据，黔首百姓能够实现阶层跨越的，更加是特例中的特例，没有任何的代表䗼。
而且即使是有那么一两个特例，实现了阶层跃迁，由底层进入了帝国的统治阶层，但他们的后代又成为了统治阶层的后代。
创一代的出现，永远是基于偶然䗼。也许在某些特殊的历史节点，创一代有机会成群的出现，但这只是时代赋予的偶然机遇。
而他们的后代就会成为富二代、富三代，把时间拉长到更长的区间，就可以看到家族传承的成功率，必然远高于创一代涌现的概率。
世家是根本消灭不掉的，这就是丁宽为什么从起家之时，就不断的在与士人、世家进行合作的原因。即使丁宽发了疯，把现有的这些世家屠杀殆尽，那些底层的士人经过几代的发展，又会成长为新的世家。
虽然无法消灭世家，但丁宽却可以压制世家的垄断能力，分化瓦解士人集团。象曹魏推出的九品中正制，把家世出身列为入仕的条件，就已经是赤裸裸的世家垄断官职了，丁宽当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世家能够垄断国家的官职，根基还是在对教育的垄断。丁宽为了分化士人集团，已经推出了诸多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推动教育的普及，减少教育的垄断。
汉代所谓今文古文之争，其实也是教育垄断的一环，西汉之时，今文经学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并凭借经学的所谓流派传承，垄断了入仕的渠道，到了东汉，古文经学的兴起，其实就是对这种学术垄断的冲击。
其实，到了汉末，今文古文学派，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很多大儒如卢植、郑玄都已经兼通今文、古文，历史上随着郑玄博采两家之长，推出的郑学被后世广泛接受，今古文的争端就逐渐落幕了。
丁宽在青州之时，为何如此谦恭的去拜访郑玄？就是看重了郑玄的学术地位，将郑学作为主流学派，再配合书籍印刷带来的传播便利，就可以推翻汉代的诸多经学流派与家学，对知识解释权的垄断。
但丁宽也不想让郑学成为新的垄断学派，因此丁宽虽然推崇郑玄的学术地位，却没有把郑玄和他的门人，都征辟到自己的官员体系之中，而是把郑学作为一门私学在进行支持。
同时，丁宽在自己掌握的其他州，也在积极的推行私学，就想要形成学术上的百花齐放，避免学术流派与官职任用，形成固化的关联。
东汉一直在扩大太学，随着汉末的动乱和战争，洛阳的太学也已经不複存在了，丁宽即使重新占据了都城洛阳，也没有重新建立太学，而是在不断的鼓励更多的私学。
太学是集国家之力，进行官员的后备培养，但这种培养方式过于集中，受到国家政治纷争的影响太大，很容易就变成了被权贵霸占的入仕途径。
更加分散的多办私学，可以避免官员培养的集中化，可以让更多的私学相互竞争起来，在儒家官员的培养机制上，就避免世家大族的垄断。
世家的垄断地位，还依赖于汉代独尊儒术的管理思想。其实法家、道家等其他思想，在汉代并没有完全的没落，只不过是被压制了而已。
所谓“外用儒术，内用黄老”、“外用儒术、内用法家”，儒家一直没有在中国思想上占据真正的统治地位，在推行儒家道德标准的同时，黄老、法家、帝王术、厚黑学，一直在被悄然遵行。
丁宽停办太学，积极推行多家私学进行竞争，其实是在促进其他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複苏与传播。各个私学在相互竞争之中，一定会更加具有开放䗼，愿意吸收更多其他学派思想的先进之处。
而且，丁宽自己一直在推行自然科学的建设，丁宽一直在推广的农学、算学、工匠之学等都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只不过还没有形成现代的科学体系。丁宽建立的小学、中学、专科学校教育体系，还需要时间来逐渐发展壮大。
但丁宽要建立新的王朝，作为开国君主，所推行的学说，自然就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丁宽停办儒家太学的同时，却在持续加大各类专业学校的建设力度，未来甚至会设立由丁家皇室支持的真正大学，从而避免儒家思想的一家独大。
独尊儒术之下，造成了汉代“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也造成了社会官本位一元结构。虽然被称为四民，但这四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差距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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