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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凉府发生的案牍堆成小山状，这是一些前任判官遗留下来的案件。这怎么能行，有怨不得白，有案办不成。王若虚赴任期间，便勇于推进，不惧权贵敢于为民声援，他往往从蛛丝马迹中发现案件与问题的突破口，通过一系列措施破获案件。赢得了当地人们的感恩戴德，获取了大金王朝功绩卓著的良吏。不久，王若虚因地方政绩斐然，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较好口碑，而被金哀宗再次迁升京城，任职翰林院，入为直学士。这一职务，王若虚走到了皇帝金哀宗身边，成了皇帝侍从，以备应对。
这时金国，辉煌不再，满目疮痍。王若虚冰心耀天满腔热忱，正确处理着国家前途命运中的坎坷与挫折，不惜殚精竭虑。然而，金国已进入垂垂暮年，精力与活力呈现锐减趋势。蒙古入侵越来越猛烈，拓疆扩土日益广阔。作为赵家天下，南朝一改昔日的媚眼与奴骨，对于向金国进贡的岁币，出现了推诿与婉拒。想当年，成千上百万金银财宝滚滚流入大金王朝，这笔巨额财产也是国库一大笔经济支柱。随着蒙古大军的打压，金国的势力范围不断沦陷，西北大部分领土被敌人占领。
金国想继续向南朝进攻，以求自保。可南朝与金国这个“大哥”翻起了白眼，敢于分庭抗礼，继而出兵与蒙古联手结成联盟，一洗“靖康之耻”与一些不平等条约。就这样，金国在南北两国夹击下，国家政权岌岌可危大厦将倾。
天兴年间，正值孟冬，天寒地冻，一派肃杀之气笼罩金国都城开封。金国在元朝与南宋联合夹击之下，金哀宗完颜守续深感帝业危如累卵，国家社稷岌岌可危，惶惶不可终日。
在开封（史称南京、汴京）大庆殿内，金哀宗穿着一身盘龙云水绛纱袍，头戴一顶通天冠，两眼呆滞，满脸皱纹，经过多日来敌人围困，颓废，憔悴，尽显毕露。他低着头，在红色台阶上踱来踱去。
俗话说：无粮不稳。现如今，住在汴京的群众吃喝受阻，行动受限。作为金国皇帝，不得不另谋出路，觅得生机。
一日，金哀宗脱去赭黄龙袍，身披金盔金甲，一身戎装，这时着装显得格外英武。随后，金哀宗召见朝内文武百官，他坐在御座上，目光炯炯，寻摸（俚语环视着）两旁成列的官员。他压抑着不快心情，说道：“日下京城被敌人围困，致使我们陷入了泥淖之中，为了摆脱敌人，以图东山再起，战胜敌人，我们不得不放弃汴京，进行游击战。”
金哀宗说到这里，情绪激动，满面泛起了红光。名不正则言不顺。他也知道，这次是出逃。可他为了安抚民心，便直陈出征裨益。
金哀宗御驾亲征，这给京城老百姓带来了福音和期盼。
就在这一天的深夜，打开城门，金哀宗戎装外面罩着一层油衣，骑着战马出城而去。皇太后、皇后等三宫六院，王若虚、元好问等文武百官。他们只知道皇帝出征是为了战略上的大转移，还会胜利归来。由此，人们冒着霏霏细雨前去相送。
此时金国护卫队每人一支长枪，一把腰刀，一根狼牙棒。两军相遇，先是长枪刺杀，再凑近点，就挥刀搏杀，等到贴身，就该使用狼牙棒了。这狼牙棒两尺见长，呈棒槌形，用坚硬的栗木做成，上面还植满了铁钉，它上面的芒刺，锐利无比。一棒打在头上，立刻脑浆迸裂。用它来打击进攻的马队更奏奇效。一棒打在马腿上，顿时折断…
双方士卒已经交战，只听得刀枪碰击声、喊爹骂娘声、战马嘶鸣声、负痛喊叫声等等，嘈嘈杂杂此起彼伏。
金哀宗在护卫队的奋勇掩杀下，冲破敌营，匆匆离开了都城开封。他们头盔上的红缨随风飘动，像飞腾的火焰。
第二年正月，金国京城西面元帅崔石，在半路截杀了当朝参知政事完颜奴甲和完颜斜捻部，随后带领士兵到蒙古行营投降。
东面元帅李辛因为想法设法去蒙古投降，没想到半路上被杀了。西面元帅崔石却狡猾能干得多，他按计划杀了阿不、奴申等人，立梁王监国，对蒙古投降，自称太师、都元帅、尚书令、郑王。计划定了以后，群小附和，请为西面元帅崔石建功德碑。
一帮子小人趁机争相献谄，请求为崔石建立功德碑。翟奕辈以尚书省名义遂命召资深大家王从之题写碑文。王从之看到叛臣杀人越货血流飘橹。不仅如此，这些叛臣还仗势作威作福，颐指气使。如果稍加忤逆，便会横遭谗言，立刻遭到杀戮。
王若虚自知忤逆必死，便私下对挚友元昊说：“现在上面让我题写碑文，我若不作必死无疑，作了则名节扫地，贻笑将来，不如死去会更好。既然这样，我姑且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元好问连连点头，说只能这样。
接着，王从之对翟奕辈说道：“丞相功德碑当指什么事而言？”
翟奕辈闻听之后，恼羞成怒道:“崔丞相献京城投降，让城中上百万人免遭涂炭，难道这不是功德无量吗？”
王若虚说道：“我代表大王立言，自古以来，哪里有写功德碑可以替代（大王）的呢？况且，崔丞相既然献城投降，朝官都是出自丞相门下，哪里有门下人给主帅歌功颂德，而让后人所相信呢？”
就这样，二人一字一敲一问一答。翟奕辈被王从之问得理屈词穷，深感王从之不为所动，只好作罢。
但是功德碑还是要立的。崔石只是汴京一个泼皮，可是对于立碑的事却非常热切，他认为拥立梁王监国，向蒙古人投降，免去一城的屠杀，是一件非常的功德，因此要立碑，为自己树立一个千古的美名留作纪念。可是问题在于由什么人撰作呢？当然应该由王从之撰述，他是学士，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也是金国文坛大咖。可是王从之爱惜自己的名声，不肯为汉奸树碑立传，那么由谁来撰述呢？
当时的才子之中，与王从之文采相媲美的还有元昊。元昊也是良臣，他对崔石飞扬
跋扈欺世盗名，也是深恶痛绝，他直斥崔石恬不知耻。由此，元昊也是执念不懈。可是，作为编史官元昊要是不写，那是说不过去，干的是这样的差事，不写于理不通。根据以往惯例，佞臣、叛逆、良吏、将军等也能编纂史册。这是对历史的真实写照的不二选择。
既然这样，不是不能为乱国贰臣树碑立传的，但是他还是下不了决心，这就想起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的高材生刘祁。刘祁推卸不得，可是他也以为汉奸撰碑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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