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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历史评论者，总是喜欢将那些言官树立为正义使者和道德化身。
暗自揣度，或许是因为评论历史的人也多半是文人，而那些言官们也基本是文人。
兔死狐悲，同类相怜，所以很容易笔下留情，进而有意拔高，进而着力粉饰。
但明朝的言官，却不得不让我们换个视角去看待这个历史色彩太过浓厚的群体。
明朝言官的阴暗面或者说罪过，可用“滥”“贪”“凶”“狠”四个字来高度概括。
而深受这“四宗罪”之害最深的，莫过于万历皇帝。
明朝虽然表明上亡于崇祯当朝，但实质上在万历皇帝的时候，明朝已经是病入膏肓。
而明朝死亡气息的加重，言官们“功不可没”。
在有明一朝，言官们可以纠弹、批判、攻击的对象，上至天子、中至群臣、下至百姓。
言官们可以发表言论的话题更是宽泛至极，上至军国大事的优劣得失，下至衣食住行中的鸡毛蒜皮。
明面上的言谈举止，暗处里的闺阁秘事，都可以堂而皇之成为言官的把柄。
即便是没有发生过的事，也可以按照“风闻奏事”的逻辑进行推理演绎。
总而言之，只要言官有想法、有创意，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骂，弹劾、批评泛滥成灾。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仅听官职名称“评事”就可以得知他是正儿八经的言官。
他曾经给万历皇帝写过一道《酒色财气四箴疏》，措辞极为激烈严厉。
几乎就是指着皇帝的鼻子破口大骂，在雒于仁的奏疏里。
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好色无度、贪婪无比、残暴不仁、昏聩无能到了极点的，五毒俱全、毫无善处的人间败类、衣冠禽兽。
如果今天的人们面对这样的攻击谩骂甚至人格侮辱。
脾气暴躁的很可能当场爆发，大打出手。
冷静、理䗼的也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但可惜身为皇帝，拥有最高权力的万历，也只能忍气吞声。
实在气不过了，就把雒于仁革职为民作罢。
在整个明朝，除朱元璋敢下狠手，朱棣敢于把顶撞自己的方孝孺株族。
再没有哪个皇帝敢于因为言论而杀戮官员。
杀戮言官是明朝皇帝最不愿意背负的罪名。
这也成为明朝言官弹劾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
言官往往以朝廷的清流自居，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圣训国法、纲常伦理、道德公义的掌握者。
所以一旦出口就理直气壮，给人一副公道正派、大义凛然的感觉。
但如果仔细研究一些发生在明朝的弹劾案例，就会发现并非所有的言官都是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于公理道德实施口诛笔伐的。
言官们很可能不贪财色、不谋富贵，但他们贪恋名气、名声、名望。
名与利是对等的，是无形资产，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利益。
对于名的刻意、肆意追求，其本质也是一种贪婪。
为了求名、出名，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已经是小儿科。
言官们公认，并且一贯奉行的风格是事有唯恐不骇人听闻、立论唯恐不偏执极端、言辞唯恐不夸张激烈。
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弹劾会不会有利于国计民生，纠察是不是有利于延续国运、匡扶正义。
他们只是追求一“骂”成名天下知，最好能够因“骂”而身死，则可以万古流芳，成就保质期、收益期更长的名声。
更为阴暗的动机是，言官的将“骂”这种舆论监督手段当作政治斗争、势力博弈的武器。
通过无限制攻击提高整个言官群体的政治分量、社会影响，进而维护群体势力的扩张。
这是不是贪？如果要以对名气这个无形资产作为评判贪官的指标，估计明朝会有很多言官名列榜单。
言官们都是文官，文人就该文质彬彬、斯文儒雅。
但明朝言官的“凶”超越了人们对文人的人格设定。
当权者当然要骂，当权者在野之后还要骂，甚至死了之后继续骂。
估计他们所追求的效果就是骂倒、骂死、骂臭，骂到身败名裂，骂到死无葬身之地，骂到遗臭万年。
雒于仁之外，还有很多言官前赴后继、络绎不绝。
对万历皇帝展开了无理由、无底线的，苍蝇乱舞式、群狼撕咬式攻击。
廷杖、诏狱、革职都不解决问题，万般无奈之下，万历皇帝只能选择沉默、逃避。
一个本来雄心勃勃的皇帝，只能在言官的围歼之下成为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的“六不皇帝”，怠政30年。
一个皇帝30年不做为，也就难怪人们会得出“明实亡于万历”的结论了。
积极做事的大臣被骂到死，想延续国祚的皇帝被骂得装聋作哑、龟缩不出。
骂得整个明王朝根脉尽断、生机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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